深圳第三次瘦身:富士康不能只有规模

深圳宝安区龙华镇,“富士康科技集团鸿富锦保税区工厂”大门外,统一工装的工人与川流不息的大货柜车,日复一日地进出于这个据称全球第一“代工王”的加工基地。

  2006年中期,英国《星期日邮报》一篇题为《Ipod之城》的报道,让这里一度成为全球瞩目的焦点。

  尽管当事公司否认存在“虐工”嫌疑,但事件背后显现出来的一个尴尬事实——中国连年出口增长,贸易顺差越来越大,但是“中国制造”处于全球产业链末端,依靠低廉劳动力赚取微弱利润——已经不容忽视。

   事实上,另一层尴尬是,面对这样一些还在急速膨胀的出口“大户”,受到资源限制的深圳市也开始有些消化不良:以宝安区为例,已经没有多少空余土地发展后继产业。

  出口大户隐忧

  对于中国连续的出口顺差,商务部部长薄熙来曾讲过一句话:“中国只有卖出8亿件衬衫,才能换回一架空客。”

  对于广东和深圳而言,衬衫已不再是拳头和核心,电子产品已经取代了衬衫的地位——去年广东电子工业出口额完成了1144亿美元,同比增长24.8%,占全国半壁江山。深圳的电子产口出口在广东省的份额则超过了50%。

  对于这些庞大的数字,广东电子商会常务副会长姚荣城却表现得很忧虑:“这些数字听起来的确吓人,但是也只能说我们是电子信息大省,而不是强省。”

  “做上游产品的工段太少,核心部件、核心零件我们自己也不能做,也就是说,我们的经济总量还是通过廉价劳动力、通过一种来料加工的方式做出来的。”姚荣城说。

  而据深圳贸工局统计,今年1-10月,深圳79家加工贸易出口超亿美元企业合计出口528.2亿美元,同比增长43.2%,较去年净增159.2亿美元,但出口拉动“主力”依旧是低附加值的加工贸易。

  加工贸易带给深圳的两难是:以富士康为例,年销售额平均增长数百亿元的同时,对土地的“饥渴”也日甚,其在深圳的工厂十几年内由1家变为3家,工业用地超过150万平方米。而深圳市目前可以开发的规模用地奇缺,在土地方面已无力继续加大对富士康的支持;另一方面,由于富士康享有外资出口加工优惠,深圳从中感受的“实惠”却很少,富士康去年交纳的财税仅16亿元;此外,尽管每年“进、出”富士康的劳工高达14万人次,但高技术型人才比例低,给深圳带来的技术提升有限。

  与此相映成趣的是,在与富士康一路之隔的对面,是占地1.3平方公里的华为。这家80年代末在深圳创立的民营企业,拥有4万多名高级技术人才,去年的产值460亿元,创税却高达49亿元。

  华为模式和富士康模式究竟对深圳意味着什么?

  压力与转型

  深圳及其周边的地区正在面临产业升级的关键一跃,外部环境的压力以及资源瓶颈,越来越困扰着外向型经济的发展。

  对于深圳而言,2006年显然是不折不扣的调整年。

  在“产业升级”的统一步调下,深圳各区政府自年初开始,就着手限制高能耗、高污染的加工贸易的新建和扩建,并淘汰部分“不良企业”。

  今年3月6日,港、台资企业聚集较多的宝安区出台了《宝安区关于加快产业结构调整的实施意见》(下称《意见》),提出了共八大部分30条具体措施。其中,第七大部分着重提出了严格执法,建立企业的准入和退出机制。

  也就是说,一方面提高“准入”门槛,要求招商选资必须达到“投资效益、开发强度、设施配套、环境保护”的要求;另一方面,对“不良企业”项目“计划部门不予立项,经贸部门不予发放批准证,工商行政部门不予核准开业,质量监督部门不予办理生产许可证;对到期的不良“三来一补”企业,经贸部门停止续签协议,增资的“三资”企业不予办理变更登记。

  很显然,深圳对来料加工型企业“转型”或迁移的态度,从没像今天这样强硬。

  深圳市台商协会常务副会长庄世良告诉记者,上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进驻深圳的不少中小型台、港资企业,都感觉到了随时被迫迁徙的压力。

  自1982年第一家台企投资深圳以来,3000多家台资企业遍布深圳的大小产业,其中不乏高新科技企业,但主要还是以从事服装、玩具、钟表等传统产业为主的中小企业。台商在深圳的出口总值中曾一度占据三分之一.

  但是这3000多家台资企业在深圳的“十一五”规划中,大都徘徊在深圳定义的“未来五年重点发展产业”——高科技先进制造业、精细化工、生物制药、新材料新能源——之外。

  被迫迁徙

  实际上,从去年开始,不少深圳中小港、台资企业开始主动选择逐渐搬迁。

  一家不愿意透露身份的香港上市公司负责人告诉记者,从事印刷业的他,已经打算将公司从深圳福永一带迁走,“已经在中山搞了一块五百亩的地”。他未来的构想是,将大陆的总部依旧保持在深圳,但是生产等环节转移到珠三角西岸。

  对深圳而言,在其短短的25年发展史中,这已经是港、台资迁移的“第三次浪潮”。

  上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,深圳作为外资进驻的第一站,承接了大量来料加工型的港、台资企业。一直到90年代中期,深圳政府开始着力转型,转向大型企业与高科技项目,从而造成“挤出效应”,将不少中小规模台资企业挤向了深圳周边地区,从而造就了东莞,此为第一波浪潮;90年代末到20世纪初,长三角加入与珠三角的竞赛,分流了部分外商投资,此为第二波浪潮。

  而目前深圳外资迁移的第三次浪潮比前两次更为紧迫,也更主动。

  但是加工贸易产值依旧占总产值60%-70%的深圳,能否顺利地实现自定的“自主创新型城市”目标呢?

  深圳电子商会执行副会长兼秘书长程一木认为,经过前两次外资迁移浪潮的深圳,实际上已经发生了一些不同于其它城市的微妙变化。

  1997年,深圳市政府出台扶持本土高新技术产业的“二十二条”,从而初定“科技立市”的城市战略。此后,在既有的两种经济形态——国企与外资企业中,分流出创业者与新的研发力量,民营高科技企业扎堆深圳的雏形,在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初显。

  “到90年代中期以后,深圳经济有国企、外资、民营三分天下的说法。”程一木认为,像华为这样的民营高科技力量的崛起,已为深圳转型打下了良好的基础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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